1968年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我怀着兴奋的心情走进中国农科院油料作物研究所的大门。同年秋天，响应毛主席“五七”指示，到湖南江永解放军部队农场劳动锻练，后又到山东滨县韩家大队参加科技服务队。

　　经历两年南征北战的锻练，增强了体魄，磨炼了意志。1970年秋回到所，虽然已恢复了工作，运动和劳动仍占用很多时间。我相信，在国家级单位从事科研工作，要掌握国内外研究进展，英语是必须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学、大学都是学俄语，幸运的是在北京农业大学读研究生我学了半年基础英语。我抓紧工作之余自学英语，翻译的短文陆续在期刊上发表。1972年加入花生青枯病课题组，我边工作边搜集国内外文献，写了首篇 “花生青枯病研究概况”论文综述发表，并在1977年全国花生大会作了大会报告。

　　七十年代花生病毒病在山东、河南和河北等北方花生产区频繁流行，造成生产重大损失。1977年7月全国花生大会在山东临沭召开，组织代表田间考察，病毒病病情之重、症状之复杂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回来之后，面临病毒病研究难度大、所里条件差的问题，所领导组织讨论是否上花生病毒病课题。我认为花生病毒病是生产重大课题，需要研究问题多，应该上。至于条件差、难度大，可以逐步解决。我随即搜集资料，在“中国油料”上发表了两篇花生病毒病国内外研究综述。选择花生病毒病作为研究方向，是我科研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

　　1979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这年秋天，我和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滿怀热情参加了在华师举办的国家选拔出国人员英语考试，考场内外人头攒动。我自以为有英语阅读能力，信心满满。但进入口试考室，老教授用英语问到阅读短文内容，我却一头雾水。显然，听说能力太差没有通过。

　　这年冬季，我考上中国农科院英语口语培训班，时年36岁。培训班设在院农场四合院内，场部会议室当教室，学员住土坯房，睡大统铺。相对照的是学员高涨的学习热情，晚上宿舍灯光亮到12点过后，而天刚亮，院子里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这一期学员，后来都成了各个研究所业务骨干，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我结业时，成绩上升到前列，受到主讲李秀英老师的赞扬。

　　1980年，通过院英语考试，我被派往印度国际半干旱作物所参加为期半年的培训班，我顺利完成课堂学习和田间试验，并特地到该所D.V.R. Reddy博士植物病毒实验室，针对性地学习了花生病毒研究技术。

　　回国后，花生病毒病研究得到所里支持立项。所里唯一两间温室，夏天降不了温，冬天升不了温，在病害调查的同时，我们在破旧的温室里开始了花生病毒的生物学特性研究。结果说明从类似美国花生斑驳病害上分离的病毒，与美国花生斑驳病毒寄主反应上有明显差别，同为线状病毒，是一种新株系还是一种新病毒？所内不能提纯病毒，不能制备血清，进一步鉴定十分困难。

　　1981年春，出国机会再一次降临。通过院英语考试，我被选上农业部选拔的英语考试，在南京农大一个坐满来自全国各地考生的大教室里，顺利完成笔试。进入口试底气十足，看懂英语短文后黙黙背下，在回答了主考老师问题后，主动复诵了短文，老师称赞说好记性。这次全国性英语考试我名列前几名。通过农业部联系，美国北卡州克莱姆逊大学O.W.Barnett教授很快同意我到他的植物病毒实验室进修一年。我想利用这次难得机会解决国内花生病毒研究难题，临行前写信向O.W.Barnett教授表达了意愿。

　　1981年圣诞节前我到了美国，见到导师O.W.Barnett教授，他十分友善地同意了我的请求。除了安排检疫隔离生长室用于带去的中国花生病毒研究以外，另外，给了我美国的花生矮化病毒株系变异研究任务。这样，包括国内花生中分离到的两种病毒，我同时开展了3种不同病毒的研究项目，研究任务繁重，但实验室仪器设备齐全，条件很好。一年里，我如鱼得水，奔走在实验室、植物生长室、温室、兔子房和电镜室之间，忙碌着研究工作，所有假节日都用上了，还抽时间上了导师研究生课。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份辛劳，一份快乐，几乎每天都有新进展。最终结果是令人振奋的：我国花生上发现的线状病毒是不同于美国花生斑驳病毒的新病毒，定名为花生轻斑驳病毒，球状病毒是黄瓜花叶病毒，是该病毒侵染花生的首次发现；此外，研究证实了美国花生矮化病毒变异显著，发现一种新血清型。O.W. Barnett教授十分满意研究结果，称赞我是勤奋、多产的年青科学家。研究成果撰写的3篇研究论文相继在美国“Plant Disease” 和“Phytopathology” 国际性学术期刊上发表。1983年初，我带着研究资料和病毒抗血清回到了袓国。

　　回国后，我向农业部科教司作了汇报，因错过了立项的机会，李怀俊同志特地从其他渠道为我争取一笔研究经费，用这笔钱在所里建了一个植物病毒研究专用网室。在随后年代里，花生病毒病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瑞典国际科学基金、农业部重点项目以及中澳合作等更多项目资助，条件显著改善，研究进入了快车道。

　　1984年建立了全国花生病毒病研究协作组，我们深入病区调查，在北京密云和山东烟台设立试验基点，完成了全国4种花生病毒种类鉴定和3种主要病毒株系变异研究，以及病害区域分布为害调查；明确了病害初侵染源、传播途径和流行规律，提出了以应用抗病花生品种和覆膜栽培为主的防病措施得到广泛推广应用，令人欣慰的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花生病毒病得到了有效控制，为农民兄弟增产增收做出了应有贡献。我们工作也延伸到芝麻、油菜等其他油料作物病毒病，并取得多项成果。

　　同时，我应邀参加印度国际半干旱作物所主持的国际花生病毒协作组，多次出国参加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促进了国内研究，我们研究也得到国外同行的认可和称赞。九十年代参加了澳大利亚国际农业研究中心花生条纹病毒合作项目，深入开展花生病毒分子生物学和花生转基因抗性研究，使研究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

　　1990年我主持项目的研究成果“中国花生病毒种类及分布”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主要花生病毒株系、病害发生规律和防治” 获得200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发表论文150余篇，主笔编著出版了“油料作物病毒和病毒病”专著，参加编写出版“中国农作物病虫害”等专著8本。

　　由于工作取得的成绩，1991年我被农业部授予“全国农业科技、教育系统优秀留学归国人员”荣誉称号，先后被农业部、湖北省和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中国农学会授予“全国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被湖北省授予“省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和“省劳动模范”。更令我感动的是2018年青岛学会年会上，我能和傅庭栋院士、官春云院士等十位老专家一起被授于“中国作物学会油料专业委员会首届终身成就奖”，这是对我毕生工作的最高褒奖。

　　40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十分感谢、怀念在成长道路上众多给了我帮助的国内外朋友和并肩奋斗的同事，庆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我是这个伟大时代的经历者、参与者和受惠者，我为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国家现代化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能贡献自已一份力量而倍感自豪和骄傲。

　　（许泽永，男，1943年生，安徽休宁人，二级研究员，长期从事油料作物病毒病研究，曾任油料所植保研究室主任、农业部油料作物遗传改良重点开放实验室主任，主持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2项，先后获得全国农业科技教育系统优秀留学归国人员、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湖北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18年获中国作物学会油料专业委员会终身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