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英语学习和走出国门

　　编者按：今年是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年，也是中国农科院建院60周年。在此之际，油料所组织离退休职工通过征文、座谈、访谈等形式开展“畅谈十八大以来变化、展望十九大胜利召开”主题活动。现将优秀征文作品刊登，供大家交流学习。

退休已10年整，很多往事都逐渐淡忘，但有些经历却记忆犹新。在国家改革开放之初，学习英语、走出国门，这一段既艰难、却又充满激情的岁月至今仍历历在目。
　　1968年春，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我怀着既兴奋又迷茫的心情走进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的大门，不久，被安排到湖南江永解放军部队农场劳动锻练，后又到山东滨县韩家大队参加科技服务队。
　　经历两年的南征北战，1970年秋回到所里，仍处于混乱状况，虽然已恢复了科研工作，但以运动和劳动为主，晚上，职工多数是闲聊、打扑克。但我坚信，从事科研工作，掌握英语是必须的，在工作之余，我抓紧时间自学英语。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学、大学学的都是俄语，英语是第二外国语了。幸运的是我读研究生在北京农大学了半年基础英语。自学一段时间专业英语后，翻译的短文陆续在期刊上发表，增添了我的自信。1973年加入花生青枯病课题组，结合工作，我搜集国内外文献，写了首篇论文综述“花生青枯病研究概况”在油料作物科技上发表；并在1977年全国花生青枯病大会上发了言。
　　1976年花生病毒病在山东、河南和河北等北方花生产区爆发流行，多达1000万亩，造成重大损失。1977年7月全国花生大会在临沭召开，我们到田间考察，病毒病病情之重、症状之复杂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回来之后，所领导组织商讨是否上花生病毒病课题，我认为花生病毒病是生产重大问题，需要研究问题多，应该上；至于条件差、难度大，可以逐步解决。我随即搜集资料，于1977年和1981年在中国油料上发表了两篇花生病毒病研究论文综述。选择花生病毒病作为研究方向，是我科研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1979年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秋天，我和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满怀热情参加了在华师举办的国家选拔出国人员英语考试，考场内外人头攒动。我自以为有英语阅读能力，信心满满。顺利完成笔试后，进入口试，在阅读英语短文后进考室，老教授用英语问生活用语，我勉强应答，但问到短文内容，却是一头雾水，显然，因为听、说能力太差没有通过。
　　这年冬季，我上了院里的英语口语培训班，时年已36岁。培训班办在院农场四合院内，场部会议室当教室，学员住土坯房，睡的大统铺；当时物质匮乏，生活艰苦。与艰苦生活条件相对照的是学员高涨的学习热情，晚上宿舍里灯光亮到12点过后，而天刚亮，院子里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这一期学员，后来都成了各个所业务骨干，有些同学还走上了领导岗位。我入学时口语和听力较差，但结业时，成绩上升到前列，受到主讲李秀英老师的赞赏。
　　1980年，我被派往印度国际半干旱作物所学习，我在课堂上注重培养听力，顺利完成课堂学习和田间试验，也提高了英语听、说能力。另外，特地到D.V.R.Reddy博士植物病毒实验室，系统地了解了花生病毒生物学特性研究、血清学鉴定和粒体电镜观察等技术。
　　回国后，1981年花生病毒病研究在所里立项，给我安排了辅助人员。所里的温室，夏天不能降温，冬天不能升温，我们就在破旧的温室里开始了花生病毒研究。试验表明，从类似花生斑驳病害上分离的病毒，与美国报道的花生斑驳病毒寄主反应上有明显的差别，同为线状病毒，到底是一种新株系，还是一种新病毒？所内不能提纯病毒，不能制备血清，进一步鉴定十分困难。
　　1981年春，出国机会再一次降临。通过院英语考试，我被选上参加农业部的英语考试。在南京农大一个黑压压地坐满了众多来自全国各地考生的大教室里，我顺利完成笔试。口试先阅读英语短文，我默默地背了下来。在回答了主考老师提出的问题后，我说短文已背下来了。老师听我背诵完短文，连声称赞说好记性。在这次全国性考试中，我名列前几名。通过农业部联系，美国北卡州克莱姆逊大学O.W. Barnett教授很快同意接收我到他的植物病毒实验室进修一年。我想利用这次难得机会开展国内花生病毒研究，临行前写信表达了意愿，没有来得及收到回信，年底就带着花生病种上路了。
　　顺利通过了海关到了美国，进到实验室见到导师O.W. Barnett教授。他十分友好，没有责备我带花生病种到美国，而是同意了我的请求。在他指导下制定了研究计划，除了安排隔离生长室用于带去的病毒研究以外，另外，给了我美国的花生矮化病毒株系变异研究任务。这样，包括国内花生中分离到的两种病毒，我同时开展了3种病毒研究，研究任务繁重，但研究条件很好。一年里，我奔走在试验室、植物生长室、温室、兔子房和电镜室之间，忙碌着，所有假节日时间都用上了，还抽时间上导师研究生课。一份辛劳，一份快乐，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进展，最终结果是令人振奋的：我国花生上发现的线状病毒是不同于美国花生斑驳病毒的新病毒，定名为花生轻斑驳病毒(后来通过基因组分析，确认为菜豆普通花叶病毒的一个株系)，巧的是该病毒通过中美花生种质交换传入美国，但他们鉴定晚了一年；球状病毒是黄瓜花叶病毒的新株系，是该病毒侵染花生的首次发现。此外，研究证实了美国花生矮化病毒变异十分显著，发现一种新的血清型。
　　O.W.Barnett十分满意研究结果，称赞我勤奋而又多产。我撰写的3篇研究论文于1983和1984年在“Plant Disease” 、“Phytopathology” 国际性学术期刊上发表。1983年初，我带着研究资料和病毒抗血清回到了祖国。
　　在随后年代里，花生病毒病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瑞典国际科学基金、农业部重点项目以及中澳合作等项目资助，条件显著改善，研究进入了快车道。我也10多次走出国门，参加学术会议和合作研究。1990年，国际花生大会在印度国际半干旱作物所召开，我应邀作主旨发言，介绍我国及东亚地区花生生产和研究；我国花生生产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迅速发展引起各国代表的兴趣和关注；会后和美国代表一样，受到印度记者的采访，我也由衷地为祖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通过国内外合作，和深入病区调查、设试验基点，我们完成了4种花生病毒种类鉴定和3种主要病毒株系变异研究，以及病害区域分布调查；明确了病害传播途径和流行规律，提出了以应用抗病花生品种和覆膜栽培为主的防病措施得到广泛推广应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病害得到了有效控制。同时，我们的研究延伸到花生转基因病毒病抗性和芝麻、油菜病毒病。我主持的研究成果“中国花生病毒种类及分布”获得1990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主要花生病毒株系、病害发生规律和防治”200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共发表论文150余篇，我主笔编著出版了“油料作物病毒和病毒病”专著，参加编写出版专著8本。
　　我于1991年被农业部授予“全国农业科技、教育系统优秀留学归国人员”荣誉称号之后，先后被农业部、湖北省和国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被中国农学会授予“全国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被湖北省授予“省劳动模范”。
　　30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十分感谢、怀念在成长道路上众多给了我帮助的朋友和并肩奋斗的同事们。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联的，我庆幸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这是知识分子能够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报效国家的好时代，是科技人员大有作为的好时代。我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也圆了个人的科研梦。

 

　　附3張照片    

 

图1.1980年，在印度国际半干旱热带地区作物所病毒试验室，左一D.V.R.Reddy博士，左二许泽永，右一、二輔助人员。

 

 

图2.1982年，美国北卡州克莱姆逊大学植物病毒温室，许泽永工作照。

 

 

图3.1982年，美国北卡州克莱姆逊大学植物病毒实验室，许泽永(左)与导师O.W.Banett(右)教授合影。